小编：中关村二小在12月13日的声明中称，学校调取了事发前后楼道内监控录像，录像显示，明明在厕所内的时间为1分12秒，三名学生共同在厕所内出现的时长为30秒。 学校在调查中，得到了三
中关村二小在12月13日的声明中称，学校调取了事发前后楼道内监控录像，录像显示，明明在厕所内的时间为1分12秒，三名学生共同在厕所内出现的时长为30秒。
学校在调查中，得到了三名当事学生对事件的描述。受伤害者明明称，当时他站在厕所的一个隔间中，亮亮从隔壁隔间扔出垃圾筐，正好扣在他头上，他在洗手池冲洗后离开。实施者亮亮则表示，他和军军去厕所，看到明明，想逗逗他，把垃圾筐从隔壁扔过去，没有看就跑了出去。军军称，没有参与扔垃圾筐，但是乐来着，事后也觉得亮亮有些过分。
校方的声明中称，事发后，“亮亮和妈妈向明明及其父母当面致歉，军军的家长也对孩子的不当行为进行了教育，但亮亮和军军的家长不认可此事是校园欺凌行为，更不是施暴行为，故始终未能达成共识”。
校方声明还称，经多方调查、了解，牵涉至事件中的三名同学属于正常的同学关系，有互相起外号现象，但没有明显的矛盾冲突。学校认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，不足以定认两名同学的行为已经构成校园“欺凌”或“暴力”。
明明的家长不认同校方的说法，坚持认为孩子的遭遇属于校园欺凌。由于厕所内没有监控，30秒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、当事学生的情绪反应如何，外界无从得知。校方与家长之间的争论也由此引发。
明明的家长因而提出四点诉求：应处理、惩戒施暴的孩子；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二度伤害；让施暴者的家长道歉；对方承担相应的治疗费用。
不过，中关村二小校长杨刚12月1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因为校方认为此事件未构成欺凌，故学校无法认同明明家长提出的“让对方承担相应的治疗费用”等诉求。
校方对事件的定性在调查前后没有发生变化。在明明家长最初发布的文章《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，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！》中也提到，中关村二小的老师也将这件事定性为“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”。
同一天，三位学生的班主任吕老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印象中明明和扔筐的实施者亮亮没有发生过矛盾，只是明明和旁观者军军发生过小摩擦。10月，两人曾因“军军上课说话影响明明听课”被调整座位。在吕老师眼中，明明身为班干部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和同学关系较好。亮亮性格较内向，在班里不爱言语，而军军则外向、活泼、调皮。
维德志愿法律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严指出，人们可能会将欺凌和偶发的冲突混淆起来，相较之下，欺凌具有力量不对等、重复发生等特征。不过即便事件属于冲突，实施者也要对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。
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指出，如要得出一个客观的调查结果，界定事件是否属于校园欺凌，应当交给专业的第三方人员来操作，而非交由学校来判断。在她看来，此事件中唯一的第三方是北京市第六医院对孩子的诊断书，即其有急性应激反应，是相对有力的证据。“但光是调查这一次，时间很短，很难知道长期以来几个孩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中关村二小12月13日发布的声明称，涉事学生和受害学生课上、课下互动交往正常，有互相起外号现象。
在一些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看来，起绰号、中关村二小校园霸凌怎么公平处理 建议第三方介入调查围观起哄等行为，往往是欺凌行为的具体表现。欺凌行为指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他人实施的肢体、言语或精神上的伤害和攻击，仅靠当前双方各执一词的描述，无法还原事情全貌，暂时难以断定是否为欺凌。
不过，欺凌行为往往始自一些小的摩擦、所谓的玩笑，正视这些问题、从细微处加以防范、建立相应的预防和处理机制是应有之义。
在处理校园欺凌问题上，校方、老师往往不是专家。一名来自上海的小学教师就抱怨，就算知道有孩子欺凌同学，如果家长护着孩子，学校方面也难以约束。她的班上有一个孩子打伤了同学的头、抓伤同学的脸、抢别人的文具，老师只能尽量让这个孩子待在身边，但总有顾及不到的时候。
致力于反校园欺凌的社会团体蓝手结参与过约40起欺凌事件的调解，发起人面树在帮助受欺凌的孩子的过程中发现，由于当事人是小孩，语言表达能力有限，当他们向家长、老师反应问题时，对方有时不那么重视。
童小军认为，学校可以考虑引入社工，使其成为教育体系的一份子。社会工作者有自身的职业操守，这使得他们不会为了单位的利益而牺牲帮助对象的利益，能够坚持秉公、真实和专业，知道调查、搜集怎么样的信息、能够做出哪些判断。
2007年起，深圳开始建立“一校一社工”的体系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几乎为每个公立学校设立了驻校社工的岗位，民间组织还可以为这些社工提供培训和相应的帮助。
在欺凌发生后，受害的一方可能产生恐惧、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绪，是亟需干预的对象，还需防止对其的二次伤害，尽量减少对孩子的刺激。同时，所有问题的背后都有成因，施害者和旁观者也都需要专业的帮助。
“中国有太多需要社会工作需要介入的领域，但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充分认识，至今也没有对社会工作者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界定。”童小军感慨。
在一些社会工作人士看来，校园欺凌行为有其自然规律，不可能彻底避免，但如不加以治理，将会发生得越来越多。
深圳市安澜社工服务社曾走入多个校园，提供处理欺凌问题的相关服务。该服务社副总干事柯恬认为，在“中关村二小事件”中，学校应该积极回应，并考虑往后将采取哪些预防措施。
现实中的学校心态往往趋向保守。安澜社工服务社最初在进入校园提供服务时就遇到了许多障碍。有些学校认为，反欺凌活动的进驻，对外界来说意味着校园内存在欺凌行为。在爆出欺凌事件时，一些学校为顾及颜面，更倾向于私下解决。
刚开始帮助孩子调停矛盾时，社会组织蓝手结也遇到校方的不理解。“学校不认识你，会存在怀疑，后来志愿者增加了，由来自教育界的老师出面和学校协商，情况改善了很多。”
2015年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10个省市5864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，32.5%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校时会“偶尔被欺负”，6.1%的受访者表示在校“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”。
柯恬指出，无论在好学校还是一般的学校，校园欺凌都可能出现。在好的学校，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语言攻击，这同身体攻击一样也会带来伤害。同时，大孩子欺负小孩子、曾经的暴力受害者在进入新环境后报复性地转为了施暴者，都是容易发生的现象。
“所有恶性事件都是在平时的小摩擦中堆积的。有的孩子起初被同学起外号、被禁止做一些事情，其实已经构成欺凌行为，如果当时就有求助通道，往后的恶性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了。”
柯恬认为，在恶性事件后采取补救措施是不充足的，加以预防更为重要。预防手段首先是在认知层面进行教育。在小学一年级的阶段，通过班会课告诉孩子什么是欺凌行为，什么是开玩笑。除了肢体的攻击外，欺凌还包括语言、社交关系等相对隐性的伤害。到了二三年级，则需要教会孩子，遇到欺凌行为应当采取什么对策。在中学阶段，通过校园模拟法庭的形式，由孩子们扮演当事人、施暴方、律师、法官等角色，厘清当中的权责界定，了解哪些行为会受到哪些惩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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